2月20日，甲辰正月十一。

昨天逢“雨水”，《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对“雨水”的解释是：“正月中，天一生水。春始属木，然生木者必水也，故立春后继之雨水。且东风既解冻，则散而为雨矣。”忻州处北方地区，春寒未去，故雨以另一种状态——雪降临。虽然没有前几次量大，却也白了地面。正应了一句谚语：“雨水非降雨，还是降雪期。”

连日来，外地来的游客经常会问“九原”“秀容”是什么意思，也会问一些有关元遗山、傅山等人的问题。说白了，多数人对历史只有大概的了解，对于一个区域，某个历史中的人物，除了专门研究者，恐怕都是“糊涂的”。

就像讲到忻州的历史，即使是忻州本地人，对元好问所处时期的忻州究竟是怎样的也不甚了解。

山西秀容书院博物馆的“九原文脉”展厅陈展着一套清光绪年间的《金史纪事本末》，这套《金史纪事本末》就与元好问有很大的关系。

在中国历史上，元好问被尊为“北方文雄”、“一代文宗”，其诗、文、词、曲均有极大成就，而且还著有志怪短篇小说《续夷坚志》四卷。清代张景星认为他的诗歌作品“冠绝于时”。虽然，元遗山在许多方面都成就不凡，但是他对自己的总结是“诗人”，甚至让后人在自己死后的墓碑上只刻“诗人元好问之墓”。

实际上，元好问还是一位历史学家，尤其是其晚年，更是为“金史”倾注心血。忻州市韩岩村的“野史亭”就与此有关。

元好问出生于金章宗明昌元年（1190年），其一生基本上就是在宋、金、元对峙交错的时代度过。而元好问老家忻州，以及他后来呆过的地方都为金地，他目睹和亲历了金朝的衰亡和蒙古灭金的全过程。

史载，元好问天资聪明，七岁就能写诗，被人誉为“神童”。十一岁，元好问得到了翰林侍读学士兼知登闻鼓院路择的赏识，路择“爱其俊爽，教之为文”。十四岁，元好问师从陵川郝晋卿学，博通经史、淹贯百家。十六岁开始参加科举考试，途中写下留传后世的《摸鱼儿·雁丘词》，只是此次科考试他榜上无名。这之后，他又于十九岁、二十三岁参加科考，仍未考中。二十五岁时，也即贞佑桔二年（1214年），金兵被蒙古兵围攻，节节败退，金宣宗仓皇迁都南京，元好问再次参加“秋考”，再次失败。好在，通过应试他以与朝中权要赵秉文、杨云翼、雷渊、李晏等交接结好，其诗歌作品深得礼部尚书赵秉文赞赏，其文名震京师，被誉为“元才子”。金兴定元年（1217年），二十八岁的元好问赴京赶考，又未成功。兴定五年（1221年），已经三十二岁的元好问终于“进士及第”，却因科场纠纷，被诬为“元氏党人”，他愤然不就选任。一直到三十五岁时，元好问得到赵秉文等人的贡举，以考试优异得中科举才正式就选，被任为权国史院编修。按理说，科考得中，又在国史院任职，元好问就该开启与史相关的事业了。但是，第二年，元好问却因不满冷官生活请长假回到了登封。此后，他出任河南镇平县、内乡、南阳等地县令，任上大刀阔斧进行改革，成绩斐然。河南志书称他“知南阳县，善政尤著”。《南阳县志》记载：“南阳大县，兵民十余万，（元好问）帅府令镇抚，甚存威惠”。此后，元好问赴京调金中央政府任尚书省令史，升任左司都事，又转任尚书省左司员外郎。天兴二年（1233），蒙古军围开封，元好问在围城中。金亡后，元好问被俘被押往山东聊城看管两年，后居住冠氏县。元好问作为囚徒，与家人辗转于山东聊城等地。这期间，他痛心金国的沦亡，奸贼的误国，萌生了以诗存史之志，完成了诗词总集《中州集》。以“中州”名集，则寓有缅怀故国和以金为正统的深意。

《中州集》是一部金代诗歌总集，里面不仅收录他所知道的金期一代已故或未仕于蒙古国的诗人词客、包括金朝两位皇帝及诸大臣以至布衣百姓的诗词2116首（其中诗2001首，词115首），而且为每位作者共250余人写了小传，不仅填补了中国文学史空白，也成为有关“金史”的重要来源。

元世祖忽必烈重臣耶律楚材虽然倾心接纳元好问，但元好问已经无意做官，公元1239年，五十岁的元好问回到老家忻州，交友游历，潜心编纂著述。金亡前夕，他就向当政者建议用女真文小字写一部金史，但未能如愿，就私下编撰《壬辰杂编》。金灭亡后，他抱着“国亡史兴，己所当任”的信念，决心以自己一人之力修一部金史，并为此付出了艰苦的努力和沉重的代价。为了写金史，他不得不与出仕蒙古国的中上层官员相周旋，以便取得他们的协助和必要的资料。也正因如此，许多人对他“百谤百骂，嬉笑姗侮，上累祖弥，下辱子孙”。为了完成自己修金史的宏愿，元好问忍辱负重20多年，直到去世，并为修金史，在自己家的院子里建了一座“野史亭”，作为存放有关资料和编辑写作的地方。《金史·文艺传下·元好问》：“晚年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几及汉唐 ，国亡史作，已所当任。时金国实录在顺天张万户家，乃言於张，愿为撰述，既而为乐夔所沮而止。好问曰：‘不可令一代之跡泯而不传。’乃搆亭於家，著述其上，因名曰‘野史’……” 

经过多年奔波，元好问积累了上百万字记载金朝君臣遗言往行的资料，后称“金源君臣言行录”。为此，付出了许多，其诗《野史亭雨夜感兴》：“私录关赴告，求野或有取。秋兔一寸毫，尽力不易举。衰迟私自惜，忧畏当谁语？展转天未明，幽窗响疏雨。”表达的就是他当时的艰难处境。可惜正当他满怀信心着手要完成《金史》著述时，因为有人作梗，使他未能在蒙古万户、汉军首领张柔处见到“金实录”，以致功亏一篑，抱恨以殁。元好问生前虽然未能实现自己修成“金史”的愿望，但他所收集的历史资料，却为元代修宋、辽、金史，以至明朝修元史，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特别是为修金史奠定了基础。后代学者一致认为，《金史》与元好问关系密切，《四库全书总目·遗山集》记载：“元人修《金史》，多本所著，故于三史《辽史》《金史》《宋史》中，独称完善。”元好问国亡修史的作法，也为后人所仿效。

《四库全书总目·遗山集》评元好问称：“好问才雄学赡，金元之际屹然为文章大宗，所撰《中州集》，意在以诗存史，去取尚不尽精。至所自作，则兴象深邃，风格遒上，无宋南渡宋江湖诸人之习，亦无江西派生拗粗犷之失，至古文，绳尺严密，众体悉备，而碑版志铭诸作尤为具有法度。”

元好问的学生郝经在《元遗山先生墓志铭》中写道：“每以著作自任，以金源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几及汉唐，国亡史兴，己所当为；而国史实录在顺天道万户张公府，乃言于张公，使之闻奏，愿为撰述。奏可，方辟馆，为武安乐夔所阻而止。先生曰：‘不可遂令一代之美泯而无闻。’乃为《中州集》百余卷，又为《金源君臣言行录》。往来四方，采遗逸，凡有所得，辄以寸纸细字，亲为记录，虽甚醉不忘，于是杂录世事至百万余言，捆束委积，寒屋数楹，名之曰野史亭，书未就而卒。”现代作家郁达夫在其 《盛夏闲居读唐宋以来各家仿渔洋例成诗八首·元遗山》用：“伤心怕读《中州集》， 野史亭西夕照寒。”的诗句表达了对元好问的赞叹。

《金史纪事本末》为清李有棠撰，光绪十九年(1893年)初刻，后又不断修订。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由江西学政吴士鉴上奏朝廷，称“纪述淹赅，考定完密”，为“乙部中不朽之作”。李有棠在印行了两书之后，不到一年，终因心力交瘁而去世，朝廷颁旨授“内阁中书衔”。

博物馆本就是“历史”的承载体，通过藏展的东西让进入博物馆的人了解一个地方的历史和文化，也了解与这些历史文化有关的人和事。元好问、傅山、

白朴、萨都剌、徐继畬、陈敬棠等均为忻州的文化名人，同样是忻州不可或缺的“历史”！（梁生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