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新闻网忻州讯 2月12日，甲辰正月初三。

从初二开始，天气虽依有寒意，但更多的是暖意，进入博物馆的人络绎不绝。与其他场所不同，博物馆里值得观赏的藏展物并不是专门为“春节”而设，而是以其特殊的意义吸引着众人，让走入此间的人能够有不一样的“收获”。

好多人走入山西秀容书院博物馆自然会被与“书院”，与“教育”相关的展品所吸引。

有一些细心的游客已经发现，博物馆里有几件藏展品均与一人有关，那就是民国时期任忻县县长的张宴林。

民国期间，山西的义务教育在全国都相对领先。1912年时，山西兴建学校数为5566所。1915年，山西《义务教育实行程序》颁布。1918年，《山西省施行义务教育规程》出台。当时，上自省财政厅、民政厅、教育厅，下至县知事或县长、劝学所或教育局、县视学、区长，乃至最基层的街长副、村长副和学董，均有筹集义务教育经费的责任和义务，形成一张上下互动的经费筹集网络，并将其筹款的情况作为考查政绩的主要依据之一。各县成立有专门的“义务教育基金保管委员会”，以及完善的预算审核机制。此外，还推行财务公开，收支状况须按期在各校公示。到1918年，已猛增至14189所。1928年，山西《小学暂行条例》颁布，初级小学以不收学费为原则，但得视地方情形酌量征收，所收之数，学期最多不得1元。1929年，山西全省共有学校26489所。

民国教育家陶行知，前后三次深入山西考察其义务教育实施情况。他曾指出，到现在为止，山西省资助小学经费的制度是最完善的。他们的办法是在城镇按店铺和房屋的所在地区的等级课税，用于资助城镇小学。在农村，则按照土地质量课税，资助乡村小学。此外，还规定了25岁以下的成人文盲上成人业余补习学校，学习常用汉字、算术和公民常识。陶行知还说：“中国除山西省外，均无义务教育可言。”

张宴林是山西省临猗县猗氏人，毕业于山西大学堂西斋法科，与其他十六名同时毕业的十六名同学被宣统皇帝“赏给进士出身”，曾任司法部副部长。在忻县任县长的张宴林十分重视教育。山西秀容书院博物馆的几件展品均与教育有关。

一件是“热心公益匾”。

这是一件木制的匾，匾上的“热心公益”四个大字出自张宴林之手。这是民国二十年（1931年），时任忻县县长的张宴林为优秀教师崔懋官所授之匾时所书。该匾上有“忻县县政府官”印，匾下方是众多制匾出资者的的名字。立匾人是“村长宁三才”。匾上没有体现具体是什么村落，但从一位县长给一个村里教员亲自书写匾的内容可以看出，作为县长张宴林对教育的重视程度。

一件是一份颁给郜承恩的“嘉奖令”。

这件由张宴林颁发的“嘉奖令”也是发生在民国二十年，当时，忻县中学希望购买图书，但是学校经费拮据，一时难以实现。忻州富商郜承恩（鸿卿）先生闻知此事后，慷慨捐赠3000大洋解决了忻县中学的燃眉之急，得到社会的高度赞誉。时任县长的张宴林据校方所报，亲自签写了此“嘉奖令”，对郜承恩之义举给予表彰。当时，忻县中学还为郜承恩此举专门制作一多棱面柱体石碑，正面镌刻“郜鸿卿先生捐资纪念碑”立于学校以纪。碑其它几面有撰写的碑文及梁硕光赞颂郜鸿卿捐资助学义举的七言绝句。诗前有序云：“民国辛未（1931）春，县属双堡村郜君鸿卿慨捐大洋3000元，备充县中学购置图书费……”

一件是张宴林于民国十九年（1930年）抄录的“合格教员”名录。

这份名录是为民国十九年各村小学聘请小学教员所需之令。上面所抄录的教员是当年“师范毕业生与本年训练及格上年检定合格各员，并去今两年检定训练代用教员”，各村需要从中聘请所需教员，并报送劝学所（教育局），由劝学所委任这些教员到任。

另有一件是民国二十二年八月，由县长张宴林和忻县教育局局长陈兆麟共同为在本县城内村初级小学校修业期满的学生张梅兰颁发的毕业证书。

山西秀容书院博物馆展陈的这几件藏品均与教育有关，而且均与时任县长的张宴林有关，可见，张宴林在忻县任县长时对教育事业十分重视。春节期间的游客也可以通过这些展品进一步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意义，这也正是博物馆的价值体现。（梁生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