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千亩之战和料民于太原：《竹书纪年》：周宣王“二十九年，初不藉千亩。三十九年，王师伐姜戎，战于千亩，王师败逋。四十年，料民于太原。戎人灭姜邑。晋人败北戎于汾隰。”《周本纪》：宣王“十二年，……宣王不修籍於千亩，虢文公谏曰不可，王弗听。”“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宣王既亡南国之师，乃料民於太原。”《晋世家》：晋穆侯“十年，伐千亩，有功。集解杜预曰：“西河介休县南有地名千亩。”

宣王三年，“王命大夫仲伐西戎”后，宣王的征伐主要在东、南、北方向，终宣王一朝提到之太原，皆应为今太原。这里不籍千亩，《周本纪》是宣王十二年（前816年），《竹书纪年》则为宣王二十九年（前799年），经过反复查证，发现问题出在“共和”上。

《竹书纪年》：“周厉王名胡……。元年（前878年）戊申春正月，王即位，作夷宫。命卿士荣夷公落。……十二年（前867年），王亡奔彘（彘，周初封叔处为霍国，亦称霍伯国，后为彘邑。今霍州境内）。国人围王宫，执召穆公之子杀之。十三年，王在彘，共伯和摄行天子事。（号为共和）……二十六年，大旱，王陟于彘（前853年）。……大旱既久，庐舍俱焚，会汾王（周厉王）崩，卜于大阳，兆曰：“厉王为祟。”周公、召公乃立太子靖。共和遂归国。”

《周本纪》则开篇便是：“厉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荣夷公。……三十四年，王益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厉王三十七年），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於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共和十四年（828年），厉王死于彘。太子静（也作靖）长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为王，是为宣王。”

《竹书纪年》厉王“二十六年（前853年），大旱，王陟于彘。”《周本纪》“共和十四年（828年），厉王死于彘。”厉王三十七年出奔，加上共和十四年，是厉王于厉王五十年才死去。此处《史记·周本纪》误，算了两个共和年数，在《竹书纪年》共和伯摄天子位的十四年后，又加了周定公、召穆公辅政的共和十年。减去二十四年，则《周本纪》厉王出奔三十七年为《竹书纪年》厉王十三年。《周本纪》共和十四年（厉王五十年）“厉王死于彘”，和《竹书纪年》二十六年（加二十四年）“厉王陟于彘”，也就合上了。然而这样一来，《竹书纪年》宣王即位就得推迟十四年。所以《竹书纪年》宣王二十九年，“初不籍千亩”在《周本纪》中就成了宣王十二年。

按说《竹书纪年》二十九年初不籍千亩，如果减去14年应该是宣王十五年，怎么成了十二年，这又是太史公的一个疏忽，原因出在厉王“三十四年，王益严，国人莫敢言。……“三年，乃相与畔，袭厉王，厉王出奔於彘。”三十四年加3 年应该是厉王三十七年，他却仍按三十四年算，所以宣王十五年再减去3年，就正好是宣王十二年。到后面他干脆将三十九年的事与四十年的事写到了一起。《竹书纪年》中三十九年，“王师伐姜戎，战于千亩，王师败逋。四十年，料民于太原。戎人灭姜邑。晋人败北戎于汾隰。”就成了《周本纪》中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宣王既亡南国之师，乃料民於太原。”

关于“不籍千亩”，清华简《系年》第一章：“昔周武王监观商王之不恭上帝，禋祀不寅，乃作帝籍，以登祀上帝天神，名之曰千亩，以克反商邑，敷政天下。”

这应该是最权威的解释了。这里所说“帝籍”是上帝天神之籍，中国的上帝天神便是中华民族的祖宗神，《周礼·春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三皇五帝，三皇：燧人(燧皇)、伏羲(羲皇)、神农(农皇)。五帝：中央黄帝(轩辕)、东方青帝(太昊)、南方赤帝又叫炎帝(魁隗)、西方白帝(少昊)、北方玄帝(颛顼)，这是天皇，再加上后土地皇女娲和尧、舜，谱系大体如此。

所以有人说籍千亩只能在周王室帝郊，就错了。因为五帝又各有其地望，所以按东西南北中来说，千亩就不会是一个，于是就有了甘肃、宁夏、安泽、阳泉、介休之争。宣王十二年（前816年）不籍千亩应是泛指，而三十九年，战于千亩，则只能是在介休。因为什么？因为宣王心中有“心结”。

宣王纠结的是他的父王周厉王。《竹书纪年》：“周厉王名胡（居彘，有汾水焉，故又曰汾王）”。按文献记载，厉王是逃到彘的。厉王出奔时，太子静被召穆公收养，在国人寻找要杀死太子静时，召穆公让自己儿子代替他，骗过了国人，然后和周定公共同执政（《竹书纪年》则说是共和伯摄行天子事）。周厉王到彘后，住了十四年，这十四年即所谓“共和十四年”，厉王死后，执政者还政于宣王（即太子静），宣王即位。即位后由周、召二相辅政。

宣王的心结就在这里，不管厉王如何“迷惑暴虐”，厉王毕竟是他的亲生父亲，在共和执政的十四年中，他肯定对是什么人逼他父亲出奔彘，且凄凄惶惶死在那里有所耳闻。他不会忘记那些国人不但要杀死他父亲，而且还要杀死他，如果不是召穆公用自己的儿子替了他，他早就被“国人”杀了。而且据《竹书纪年》载，如果不是他父亲死后作祟，他的天子也当不上：“大旱既久，庐舍俱焚，会汾王崩，卜于大阳，兆曰：‘厉王为祟。’周公、召公乃立太子靖。共和遂归国。”

作为人子的宣王怎么会不怀念他的父亲？而且据后来出土的有关厉王的青铜器铭文上记载，厉王也不是那么个“迷惑暴虐”之人。他之所以得罪诸侯“国人”，是因为他不想挂个天子的空头衔，而是要各路诸侯们按照规矩纳贡朝拜，甚至重定规矩，加重赋税，严重侵犯了诸侯们的“利”益，这才引起诸侯们反对，但他又不听朝臣劝告，一意孤行，拒谏“弭谤”，这才引起所谓“国人”的叛乱反对。

所谓“国人”，就是周国的公族，即各路诸侯和朝臣的家人们，他不会忘记这些赶走他父亲同时要杀死他的人们。在二相辅政期间，他隐忍着，当他摆脱二相后，他可能提出过到父亲死去的地方举行祭祀，但没得到朝臣和诸侯们的同意，所以他宣布不籍千亩。你们连我亲生父亲也不让祭祀，却让我去籍千亩，拜祀你们的祖先，干脆咱们谁也不用祭祀。而当“虢文公谏曰：不可”时，他坚决不听。如此僵持到宣王三十九年，他便率师攻打占据千亩的姜氏之戎。失败后，他将征伐的任务交给了晋侯，第二年“戎人灭姜邑。晋人败北戎于汾隰”，太原的通道终于打通，可以完成他的心愿了，他马上决定料民于太原。仲山甫谏曰：“民不可料也。”宣王不听，“卒料民”。

宣王之所以不听劝谏，坚决到太原料民（计点人口，清查民户，以定税赋），一是要像他父亲厉王一样，收回王权，向诸侯国郑重宣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另一点就是通过到太原料民，专程去祭祀其父厉王。正是由于“不籍田”与“料民”有因果关系，所以《周本纪》将相隔27年的两件事放到一起叙述。在太原料民后的宣王四十二年，宣王封自己的儿子长父到他父亲厉王呆了十四年，且死在那里的彘为杨侯，建立杨侯国。宣王四十二年《逑鼎铭文》：“余肇建长父侯于杨，余令汝奠长父，休。汝克奠于厥师。……”长父即姬姓杨国的初封君“尚父”。原有姞姓杨国被戎狄所灭。周宣王把儿子尚父封到杨国（西周时洪洞为杨侯国，古城在范村附近）专门去守护厉王坟墓，祭祀厉王。

宣王对不籍田与料民蓄谋已久，并不是一时心血来潮，他一直在等待机会。《竹书纪年》载：“元年甲戌春正月，王即位，……复田赋。作戎车。燕惠侯薨。二年，……鲁慎公薨。三年，王命大夫仲伐西戎。齐武公寿薨。四年，王命蹶父如韩，韩侯来朝。五年夏六月，尹吉甫帅师伐皞狁，至于太原。秋八月，方叔帅师伐荆蛮。六年，召穆公帅师伐淮夷。王帅师伐徐戎，……次于淮。九年，王会诸侯于东都，遂狩于甫。十二年，鲁武公薨。齐人弑其君厉公无忌，立公子赤。十五年，卫釐侯薨。十八年，蔡夷侯薨。二十一年，鲁公子伯御弑其君懿公戏。二十二年，王锡王子多父命居洛。二十四年，齐文公赤薨。 二十七年，宋惠公鳷薨。二十八年，楚子徇卒。”

他一即位便“复田赋。作戎车”，接着伐西戎、伐皞狁、伐荆蛮、伐淮夷，并亲自帅师伐徐戎。然后在东都大会诸侯，演习军队，命儿子多父镇守东都，随着一个个老诸侯的死去，反对派逐渐减少，于是在二十九年宣布“不籍田”。之后，“三十二年，王师伐鲁，杀伯御。命孝公称于夷宫。三十三年，齐成公薨。王师伐太原之戎，不克。三十八年，王师及晋穆侯伐条戎、奔戎。”

从这些记载中不难看出玄机。特别是伐鲁后，命孝公称于夷宮。夷宫在哪里？《竹书纪年》：厉王“元年戊申春正月，王即位，作夷宫”，夷宫正是宣王父亲厉王一即位所建，立了鲁孝公却又让他回到周都，“命孝公称于夷宮”，说是因为鲁孝王孝，让他做样板教导诸侯，或诸侯子弟，即所谓“国人”，与周厉王一联系，是不是有些意思呢？

返回来说一说两个“共和”的事。关于“共和”，《周本纪》说是“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竹书纪年》则说是“共伯和摄行天子事（号为共和）”。前者只是因宣公太小，代之行政，后者则有篡位之嫌，所以《竹书纪年》才特别强调“十三年，王在彘”。虽然后面说共伯“和有至德，尊之不喜，废之不怒，逍遥得志于共山之首。”但一个“废”字就说明了问题的实质，而废则是周、召二公借天灾和“厉王为祟”，才逼共伯和退位归国的，他不是主动“退”，而是被废。这或许就是太史公两个共和之年的春秋笔法，他在共和伯摄行天子事的14年后，又加上周、召二公辅政的10年，让厉王的执政时间延长了14年。记厉王从三十年开始。这样，厉王前三十年的执政在《周本纪》中成了空白。

《竹书纪年》厉王在位二十六年（包括共和伯摄天子事的十四年）；《周本纪》则为五十年。这多出来的二十四年，本来应该放在厉王那里，却又加到了宣王那里，所以不籍千亩的宣王二十九年，便被提前到宣王十二年，于是宣王执政前十年就只剩了“宣王即位，二相辅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一句话。这样，号称宣王中兴前十年的成绩就算到了周、召二公辅政的功劳薄上。而记宣王便只剩了“不籍千亩”和“料民于太原”两件不听劝谏，一意孤行的事。结合前面对厉王“好利”和“弭谤”的描述，褒贬之情俨然。显然太史公对曾中兴周室的宣王并不看好。而是认为他和其父厉王是一路货色。

按《竹书纪年》的纪年，厉王生于周孝王七年，“冬，大雨电，江、汉水、牛马死。是年，厉王生”。孝王在位7年，孝王后是夷王，夷王在位8年，厉王即位时年仅10岁左右，厉王十二年就被流放，也只有20岁左右，在位26年（包括共和伯摄天子事的14年），实际执政只有十二年。太史公可能认为，十岁即位的厉王短短十二年执政中不可能干出让国人叛乱的那么多坏事，连他刚出生没几年的儿子也要杀死。这显然就是一次有预谋的政变。而这政变必然会被后人疑惑到被称“有至德”“摄天子事”的共伯和身上，而对周成王以来一直辅政历王的周、召二公形象也有问题。鉴于扬善贬恶的为史原则，索性开篇便是厉王即位三十年，已是四十岁的厉王，作恶多端，国人叛乱也就有了理由，共和伯摄天子事更不能写。而三十七年出奔，共和行政，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周、召二公立即立宣王即位，也就说得过去了。

问题是如果按《史记·周本纪》的记载，问题就出来了。厉王三十七年“出奔於彘”，按登基时10岁算，也是47岁的人了。堂堂周天子，即使没有后世皇帝们的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还没有一二十个女人，厉王被流放时，宣王顶多是个两三岁的小孩子，寄养在召公家里，只有这样，召公才能以自己儿子替代，骗过要杀死厉王太子的国人。47岁的周厉王才有唯一一个两三岁的太子，这也太不可思议了。《史记·郑世家》：“郑桓公友者，周厉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郑。”这就更不可思议，郑桓公友多大？谁收养得他？（据《国语·周语》“富辰谏襄王”有“郑出自宣王”的话，则郑桓公应是宣王之子）即使如此，“共和十四年（828年），厉王死于彘”，宣王也应该有十七八岁了。既然宣王即位时已经成人，还用再强调二相辅之吗？既然辅之，宣王十二年宣王不修籍於千亩，虢文公谏曰不可，王弗听。周公、召公又为什么不也谏之呢？（彭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