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是武士而非知识分子

读过鲁迅杂文《再来一次》的，应该记的，章士钊将“二桃杀三士”解释成“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被鲁迅狠狠嘲讽了一通。二桃杀三士的典故出自《晏子春秋》：“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闻。晏子过而趋，三子者不起”。晏婴认为他们对自己无礼，便想除掉他们，于是请景公送他们两个桃子，让他们各自讲自己的功劳，计功食桃。公孙接说他打死过猛兽、老虎；田开疆说他独战敌人三军，两次将敌军打退，都认为应该吃桃子。古冶子说，我曾经陪君王的车子过河，河中大鼋咬住君车左边拉车的骖马，我跳入水中杀了大鼋救出左骖，象我这样功劳的该不该吃桃?前二人都认为自己功劳不如古冶子，便自杀了。古冶子不想独生，也自杀了。可见这三个人都是武士、勇士而非读书人。

同是齐国的管仲，在帮齐桓公成就霸业时，将齐国的老百姓分成士、农、工、商“四民”。在《管子》一书中，他说：“其士民贵武勇而贱得利”。可见，即使士成了士民，也仍然是贵武勇的武士。士民的主要事业是耕与战。《吕氏春秋·孝行览》载：“士民孝，则耕耘疾，守战固。”《韩非子·初见秦》记赵长平之战，秦“悉其士民于长平之下”。《墨子·辞过》云:“兵革不顿，士民不劳，足以征不服”。文中士民与百姓实为一指，皆从事耕战。士民是国家居民中的大多数，故《荀子·致士》曰:“国家者，士民之居也。……国家失政则士民去之。”

上面讲的是春秋时。战国时《孔丛子·公孙龙篇》中齐王对尹文子说：“寡人甚好士，而齐国无士。尹文子曰：今有人于此，事君则忠，事亲则孝，交友则信，处乡则顺。有此四行者，可谓士乎?王曰：善。是吾真所谓士者也。尹文曰：王得此人，肯以为臣乎。王曰：所愿不可得也。尹文曰：使此人于广庭大众之中，见侮而不敢斗，王将以为臣乎?王曰：夫士见侮而不斗，是辱，则寡人不以为臣矣”。很显然，在这个齐王眼中的士还是武士。

直到汉代刘安的《淮南子》中仍称“士”为“武”。如《览冥训》：“勇武一人为三军雄”，高诱注：“武，土也。江淮间谓士为武”。《齐俗训》：“颜阉……为天下显武”。高诱注：“楚人谓士为武”。前者“勇武”为“勇士”，后者“显武”为“显士”。楚国在西周时仍是蛮夷之邦，当“士”的概念传到这里时，他们认为士即是武，所以干脆以“武”称“士”。或者士的读音在楚地就发为武。古人如此认为，民国年间著名的古史辨学派创始人顾颉刚亦说：“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

可见“士”的最初意是武士而非知识分子，士是象形字，从这个字的构造看，怎么看怎么象拈弓搭箭，大概苍颉造字时，“士”就是拉弓射箭的人。所谓武士、勇士、战士、士卒、士兵、兵士等等都保有士的本意。

士是贵族而非知识分子

对于“士”字，许多人都有过诠释。王国维认为士字为牡字之所从，牡为雄畜而士为男子；郭沫若则认为“士”字象勃起的男根阳具，用以指代男子；杨树达认为士字象插苗田中之形；士为男子，这是不用说的，他肯定是男子。初民时，男子皆为战士；战士自然是男子。

士到周朝时，进入贵族行列。周王朝在和商王朝打仗时，士或为周王卫队，或为部队主力，或充任军队的下级军官班排连营长之类来统领兵卒(所以兵叫“士兵”，卒叫“士卒”)。周灭了商以后，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天子开始分封功臣，那些为王朝立了功的本族战士和下级军官便分别被封为“上士、中士、下士”，士便成了最低级别的贵族。《礼记·王制第五》：“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贵族分为十等，而士是最低的，所以在“十”下面有个短短的“一”。也就是说“士”是这样一种人，他是十等贵族之一，而且是级别最低的贵族。今人徐仲舒谓士字为人端拱而坐之象，所以土为官长……。

士在分封后，除一部分留在周天子那里任职外，其余的便各自随当年带他们打仗的上级军将——诸侯或卿大夫到封地去。天子分封给诸侯的是“国”；分封给卿大夫的是“邑”；分封给士的是土地：“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民食力”。他们中的一部分成为帮助贵族管理政事的官员(“仕”。吏士)。没职务的则靠田租生活，所以穷士自己也种地。  

《白虎通·爵》：“士者，事也，任事之称也。”《说文解字》：“士，事也。数始于一终于十，从一从十。孔子曰：‘推十合一为士’。凡士之属皆从士”。《说文解字》“士之属”只有两个字，其中一个就是“壮”，有武艺或武功的壮男为“士”。“士，事也”。 这个“事”应该就是“古冶子事景公”的事。即“服事、侍奉”之意，所谓“忠心事主”。因为士是最低级别的贵族，而且他是诸侯、卿大夫的家臣，他就是服侍、侍候人的。当然，“任事之称”也好，“能任事之称”也好，都含有服侍之意。

其次“数始于一终于十，从一从十”。“数”这里应指“天数”，因为数始于一到十就是极限了，所以贵族只能分为十等，不能违背天数，所以从一从十，这个一应该放在十下面，而且是短短的一横，表示贵族至士为止，而且是最低一层的贵族。吴其昌考证认为“王”字与“士”字在甲骨文中是一个字，在金文中都为斧钺之形。那么数始于一，应该是始于王字上面那一横(《说文》王字三横代表天地人，孔子曰：一贯三为王)，终于十是终于王字中间那个十，始于一终于十，所以“推十合一”，意即将中间的十推出去，让王字上面那一横与下面那一横合起来，这就是士。考诸文献，在周王朝；不管哪级诸侯朝拜天子都穿“士服”。也就说；在周天子那里，所有诸侯都是“士”。周天子是天，是上面一横，所有诸侯加上头上的天就构成了整个王权贵族阶层。

选士制使士向文士知识分子转化

周王朝建立后，实行“选士”制度。《礼记·王制》：“……命乡论秀士升之司徒曰选士，司徒论选士之秀者升之学曰俊士。升于司徒者不征于乡，升于学者不征于司徒，曰造士。乐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秋教以礼乐，冬夏教以诗书……。大乐正论造士之秀者，以告于王而升诸司马，曰进士。司马辩论官材，论进士之贤者以告于王而定其论，论定然后官之，任官然后爵之，位定然后禄之。……有发，则命大司徒教士以车甲”。仗打完了，诸侯也分封了，国家由武力征伐转入文治。文治需要大批文官来正人伦、淳风俗、施教化，以巩固统治，所以从乡里（“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乡，万二千五百户也。”）一级级选拔士之优秀者进行诗书礼乐的教育，这叫“造士”，这些被造的士之优秀者便被推荐当官，但是一旦有了征伐之事，士还是要被重新进行军事训练，征召入伍：“有发，则命大司徒教士以车甲”。士从这个时候开始不再是单纯武土，武士中的一些人进入管理阶层，成为吏士，另一些人则成了文士。

随着平王东迁后周室的衰微，选土制似乎逐渐不再存在，但长达三百多年的选土制培养造就了一代代文士和文武兼通之士。

士既学得了文韬武略；就想经邦济世，但王朝的官位毕竟有限，再加上士家族的一代代繁衍，分封给他的那些土地随着子孙增多，只会越割越小。

周是谪长宗法制，长子继承爵位，其余的儿子们不可能都得到爵位，他们虽然不再是有爵位的贵族，但仍然被称为士(士之子恒为士），而同时，那些诸侯卿大夫们的子孙也在繁衍，诸侯卿大夫们的子弟也是要进学宫学习的，于是那些得不到与长子同等爵位的诸侯卿大夫庶子们便也成为“士”。

这样一来，当初那种贵族的士，有的高升成了卿大夫甚至诸侯王，有的则沦落为庶民(管蔡之乱后，周公就曾将参加叛乱的蔡叔流放，霍叔降为庶人)，逐渐地，士便成了士农工商四民之一：“令夫士，群萃而州处，闲燕则父与父言义，子与子言孝，其事君者言敬，其幼者言悌。少而习焉，其心安焉，不见异物而迁焉。是故其父兄之教不肃而成，其子弟之学不劳而能。夫是，故士之子恒为士。”(《国语·管仲对齐桓公》)这种“令夫士群萃而州处”，“士之子恒为士”的政策为春秋时代中国私学的出现提供了方便。周室衰微，官学不再，诸侯坐大，兼并开始。

以前，诸侯国的继承人是由天子决定的，现在，不但天子决定不了诸侯的继承人，而且大诸侯还在吞并小诸侯。诸侯兼并需要人才，这给闲居无事的士们提供了一展身手的机会。武士自不用说，诸侯扩充军队给他们提供了进身之阶；文士也不甘落后，纷纷凭本事游走于诸侯之门。而那些学养高深、志向远大的士们则或著书立说，或招徒讲学，扩大自己知名度，以学问干谒诸侯。

人们普遍认为，中国诸子学说都是统治术，而诸子的哲学只有伦理学。这无可厚非，因为诸子所处的时代就是那样一个时代。一方面周天子还存在；受过诗书礼乐正统教育的士们要忠于王室，一方面是礼崩乐坏，诸侯们争霸兼并，而迫使王室东迁的还有四周的蛮夷之族，士们想振兴王室，自己又没有力量，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诸侯身上，想靠诸侯的力量去“尊王攘夷”，去“兴灭国、继绝世”。而士们又分明看到不管是与王室同姓的诸侯还是王室功臣的诸侯都一心只想扩充自己的力量，并不把周王室放在眼里。所以，在周公之后的鲁国出现了儒家。儒家希望用恢复周礼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使诸侯们良心发现，能安于本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来重兴大周，而在周王室任典藏史的老子因身在周室，看到了周室的无能为力，便提议周王室无为而治，达到无为而无不不为的目的。有着代王征讨之命的姜太公之后的齐国则因要代天子征讨，所以齐国出现的多是讲兵的兵家……

特殊的时代造就于了一大批对华夏历史作出继往开来巨大文化成就的特殊人才，文有了儒、墨、名、法、阴阳五行之士、纵横舌辩之士、道家方术之士……。武则有了兵家、刺客、侠士……。

《汉书·艺文志》收录的先秦至东汉初年著作“大凡书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其中“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这还是经了秦火与自然流失后由汉朝廷收集回来辑其大略的。如果加上那些被烧和散佚而无法收回的，数目一定更可观。而这些著作特别是其中的诸子学术原创，其学术价值和思想文化成都是后世人很难企及的。这不能不感谢那个时代的士阶层，不能不感谢周王朝的选士制和诸侯争霸中对人才兼收并蓄的渴求。

士之精神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周王朝的分封制使士具有了双重身份。周王朝实行分封，看似诸侯林立，但它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他所封大多是同姓与功臣，即使平王东迁后礼崩乐坏，天子统驭不了诺侯，他的宗主身份却依然存在。所以各诸侯国尽管不断打仗，但疆界不是封闭的，在各国游走的土既是诸侯之臣又是天子之臣。作为诸侯之臣，他听命于诸侯，作为天子之臣，他又可以反对诸侯。如果你所做所为有利于天子，我死心塌地为你办事，如果你不利于天子，我便有责任规劝你，甚至反对你。我反对你你也不敢奈何我，因为你们不是敌国，而是兄弟之国。我反对你你要不利于我，我就可以离开你而去其它诸侯国，我离开你，你还不能说我是背叛，因为我没有背叛周天子。

分封制下的国家是一个既统一又分裂的国家，或者说是一个统一的分裂国家，这种状况和诸侯争霸对人才的渴求给士提供了思想的自由和言论的自由，他们各以自己的思想和言论干谒诸侯，兵家总结出兵法，以攻战帮诸侯争霸；墨家反对兵家，提倡“非攻”，“反战”；儒家要遵先王之法，讲求仁义，推行礼治；法家则反对仁义，提倡以刑法治国；阴阳家总结出阴阳五行学说；名家进行白马非马之辩……。百家争鸣不但促进了思想文化的大繁荣，也使士养成了一种不依赖、不阿附的独立人格。虽然士为知己者死，但如列子一样，我认为你无道，我就可以拒绝你而不为你所收买和利用。也正如孔老夫子所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以夺志也”。“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不必如后世的臣子一样“诚惶诚恐，死罪死罪”，做皇帝的奴才。而这种独立人格演化出孔孟先儒“民为上，君为轻，社稷次之”和“闻诛一夫纣，未闻弑君”的民本思想。  

这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逐渐形成了士的道德情操和行为规范，这一点无论是作为武士的士还是作为贵族的士，都是较为突出的。孔子说：“所谓士人者，心有所定，计有所守，虽不能尽：通道术之本，必有率也。虽不能备百善之美，必有处也。是故知不务多，必审其所知；言不务多，必审其所谓；行不务多，必审其所由。知既知之，言既道之，行既由之，则若性命之形骸之不可易也。富贵不足以益，贫贱不足以损，此则士人也。”(《孔子家语》)。

士之精神首先是“勇”：士最初是武士，当然得“勇”：“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论语，泰伯上》)。这勇，最初当然是作战勇敢，勇武冠三军，像晏子二桃杀的那三士一样，一个比一个勇。像曹沫一样，敢于劫持齐恒公；即使是文士，也要勇于任事，像蔺相如一样，面对武装到牙齿的秦王，敢于十步之内以颈血溅大王矣!像荆轲一样，明知秦王难刺，去则必死，但仍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上了秦庭，脸不变色，从容行刺。

第二“信”，士重“然诺”，既答应了的事，决不反悔。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如聂政一样，答应了刺侠累，待母亲死后，毅然赴韩国行刺。像高渐离，荆柯没刺杀秦王，他活下来的事就是刺秦王，所以想尽办法接近秦王，以筑击之，只求一死。像延陵季子一样，答应宝剑酬知已，人死以后，也要挂剑墓旁树上。

第三要“义”；《新序·节士》里有则故事，说列子穷，有饥色。有人将列子的窘况告诉了郑子阳，郑子阳令人给他送去“粟数十乘”，列子拒绝了，他老婆问他为什么拒绝，列子说：“受人之养，不死其难，不义也。死其难，是死无道之人，岂义哉!”因为郑子阳是个无道之人，那么，为了义，他吃了人家东西就得去为那人死难。像看城门的侯赢，像逃到燕国的秦将樊子期，像聂政姐姐。聂政为不连累姐姐，死时自毁面容。而其姐为成全弟弟名声，知必死而仍去认弟弟的尸体。所以荀子说：“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挠，是士君子之勇也”（《荀子·荣辱篇》）。

第四是忠，“士者，事也”，士是事主的，所以士要忠，忠于所事之主。忠到什么程度呢？忠到“死难”，主有难，士为知己者死，待我以普通人，我以普通人报之，待我以国士，我以国士报之。像专诸，像豫让……。

第五是“知耻”，所谓“不辱”，也就是后世所讲的“节操”，“士可杀而不可辱”，像孔子弟子子路，“君子死而冠不免”。像被晏子用诡计杀死的古冶子等三士，二人死，一人不独活。像西楚霸王项羽，战败后因无颜见江东父老，与八千子弟兵全部拼死疆场；像田横，从海岛回来，不愿在汉廷受辱，与五百壮士全部自杀……

这就是中国春秋战国时的士，春秋战国是士的时代，从管仲为齐恒公所用，帮齐恒公成就霸主之业到秦统一天下的五百多年时间里，诸侯们认识到在那个时代，有贤才则存，无贤才则亡，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士在这个时代非常活跃，那些出身贫寒的士人多能博古通今，富有政治才干，许多人凭自己的才能游说自荐，这种自荐已成为非宗法出身的士人建功立业、实现抱负的可行捷径，以至在战国时游说纵横之士遍布天下，他们“入楚则楚重，出齐则齐轻，为赵则赵完，叛魏则魏伤”，所以各国君主都卑辞厚币以招贤者。其中声名卓著者如苟况、商鞅、苏秦、张仪之辈；乐毅、剧辛、邹衍、屈庸之徒……一时人才济济，蔚为壮观。那是个英雄辈出，令人血脉贲张的时代。

在那个时代，就连那些君王们也显得很可爱，齐桓公好色，毫不掩饰自己。对着臣子们也敢直言：“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后人往往耻笑宋襄公的敌兵不列阵不出击，“君子不重伤；不擒二毛”。宋襄公固然不会打仗，为人迂腐，但不计胜败，不丢他殷商老祖宗的人，不打受伤的人，不擒获花白头发的人，不打未列成阵的敌人，却也正是一种春秋人的人道主义精神。君王如此，连当时的大盗柳下跖也讲“盗亦有道”：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人先，勇也；出后，义也；知之均，仁也。”所以柳下跖是大盗，同时柳下跖这人也是个土。其兄柳下惠,是坐杯不乱的圣人，由其兄身也是士民之家可知，他所以为盗，大概也是愤青主义作怪而专门出来捣乱吧。子贡曾向孔子提出“何如斯可谓之士矣？”的问题。孔子回答说:“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士的这种精神被后世儒家规范为“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八个字。而这些道德要求的基础则是“孝悌”，你连自己的双亲都不孝，连自己的同胞兄弟都不友爱，你怎么可能做到事主忠呢?特别是后来的选士制度建立后，孝悌二字就尤其显得重要了。因为选要由最基层的乡里推荐，亲戚邻居决定着你能否被摧荐上，那么乡亲们所看到你的优秀，首先是你对双亲、家人和亲戚邻居的态度。所以百善孝为先。

汉朝选拔官吏的制度就叫“察孝廉”所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成为士的做人准则，道德规范。你忘记了这八个字叫做“忘八”，进一步则是“王八蛋”，而“忘八”两个字后来演变成骂人最恶毒的一句话。赵秀才骂了老阿Q一句“忘八蛋”，老阿Q便“格外怕，而印象也格外深”。因为这话是“专是见过官府的阔人用的”(鲁迅当然深懂这两个字的来历)。与“忘八”同样恶毒的一句骂人话是“无耻”，“无耻”也是从这八个字里来的。“耻”是这八个字的最后一个，是士的道德底线。孔夫子说：“士不可以无耻”，孟夫子说：“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又说：“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这八个字规范着中国的“士”，所以士最看重的是节操、操守。如果没有操守，就会为士林所不齿。

顾炎武《五代史·冯道传》论曰：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礼义，治人之大法；廉耻，立人之大节；盖不廉则无所不取，不耻则无所不为。人而如此，则祸败乱亡，亦无所不至；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无所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然而四者之中，耻尤为要。故夫子之论士，曰：“行己有耻。”孟子曰：“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于悖礼犯义，其原皆生于无耻也。故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相鼠有皮，人而无仪，人而无仪，不死何为?相鼠有齿，人而无止，人而无止，不死何俟?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这诅咒是可谓诛心。

陈寅恪题王国维墓碑：“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今人所称道，人或以为其辞出于西方民主自由思想，其实大错特错，“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正是中国古代士的一种精神，亦为后世真儒所一贯秉持。

法家的崛起与士精神之式微

选士制使士从单纯武士分化为武士、吏士与文士，同时在时间的演进中，随着士阶层的扩大，士成为士民，他不再是贵族的专利，再到后来，虽然士之子仍然恒为士，但他也不再是土民的专利，即使是普通庶民，只要有一技之长者皆可称为士。私学兴起后，受教育者也不再单是贵族子弟与士之子，平民百姓也可人私学，儒家的孔老夫子就提倡“有教无类”。那些受过教育的百姓之弟当然也就是士了。

在西周?封建时期和春秋早期，士被视为“学习道艺者”或“德能居位之人”，而到战国时，几乎凡有一德一艺者皆可称为士，从士“皆有道艺”演化到“凡有道艺”皆为士。士的身份已经明显贬值。身份一经贬值，精神上自然受到打击，而随着为争霸而兼并演变为统一而兼并，士所学的那些道艺和那些居位之德，也越来越不重要。春秋及春秋之前，士是世袭的贵族，即使穷士，也还有田可耕，能自食其力，填饱肚子，现在穷到连肚子也填不饱，只好投身豪门去当食客。这种蓄养食客的行为被称为养士制。士既被养，被任为独立董事，经济上依赖于人，所谓吃人一碗，受人束管，精神上的独立就大打折扣。孟尝君三千食客，一旦罢相，大多散去，其义已不存矣。此时即使仍有弹铗而歌的豪气，但已显得十分悲凉和无奈。而随着兼并战争的需要，各诸侯国都在先后实行变法，秦用商鞅，魏用李悝、吴起，赵武灵王胡服骑射，都在不同地更易祖宗之法，在变法中，守职守法之吏士受到重用，吏士与武士、与贵族之士，与文士是有着不同传统的一种士，他是单纯的“事也”之士，他们一代代传承，只知奉侍其主，“人臣循令而从事，案法而治官”，他是“守法守职之吏”，当然不能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

养士制既使士的成分变得复杂，春秋之前士身上所有的那种武土和贵族精神随之也就被逐渐淡化。特别是出现了韩非、李斯等法家人物；而秦国推行耕战政策逐渐吞并诸侯，统一中国，建立帝国政权后，士精神更是受到了严重的摧残与打击。

韩非是法家理论的集大成者，法家要的是一个刻暴寡恩的耕战秩序社会。法家崇扬霸道，主张皇权至上，要实行的是“人主处制人之势，有一国之厚，重赏严诛，得操其柄”的皇权专制。所以韩非说“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他把“修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非攻羞战、与礼乐、诗书同列于“六虱”，而把“学者、言古者(辩土)、带剑者、患御者(远战求安者)和商工之民”，称为“五蠹”。六虱与五蠹都是被消灭的对象，因为他们的自由是对秩序的挑战，甚至隐居不仕者也要诛杀，因为他们是“不为君用”的“不令之民”。

这样，在韩非的法治社会里除了统治阶级的皇帝和官吏外，就只剩了两种人，一种是耕种的农夫，一种是打仗的军人，农夫种地为了养活统治集团，军人打仗为了保护统治集团和开疆拓土，他的统治术也只简单到两个字：“赏、罚”，利用赏罚使人趋利避害。而且罚必须是严刑重罚。“杀戮禁诛谓之法”，法家主张性恶说，在韩非眼睛里，一切人都是坏蛋，都应该杀。所以他的赏也只赏耕战之人，军人以杀人多寡论功行赏(商君之法曰：斩一首者，爵一级，欲为官者，为五十石之官；斩二首者，爵二级，欲为官者为百石之官；官爵之升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他说“吏于民无爱”，“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如郭沫若所说：“在韩非子所谓的法治的思想中，一切的自由都是被禁绝了的。”禁绝自由，实行暴政，而且还主张反智：“臣下饰于智能，则法禁不立矣，是妄意之道行”。“道法万全，智能多失，……释规而任巧，释法而任智，惑乱之道也。”

李斯更说得露骨：“夫贤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责之术者也。督责之广，则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义明，则天下贤不肖莫敢不尽力竭任似徇其君矣。是故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能穷乐之极矣，贤明之主也，不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为桎牿’者，无他焉，不能督责，而顾以其身劳于天下之民，若尧禹然，故谓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韩之明术，行督责之道，专以天下自适也，而徒务苦形劳神，以身徇百姓，则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贵哉!……是以明君独断，故权不在臣也，然后能灭仁义之途，掩驰说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聪掩明，内独视听，故外不可倾以仁义烈土之行，而内不可夺以谏说忿争之辩。故能荦然独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后可谓能明申韩之术，而修商君之法。法修术明而天下乱者，未之闻也”。

这就是说，只要行申韩法家之说，皇帝就可以独裁专制，为所欲为，“荦然独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能穷乐之极矣”，申韩之术则就是让皇帝“灭仁义之途，掩驰说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聪掩明，内独视听，故外不可倾以仁义烈士之行，而内不可夺以谏说忿争之辩”的学说。

大一统的皇权制要求有统一的思想。固然，法家对于变法各国的富国强兵，对于政权的建设，对于最后废除世卿世禄制，而给普通士人进入仕途提供了更广泛的机会，发挥了其它诸家学说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其刻暴寡恩、重力不重智，独裁专制的思想内核之负面影响却也是不可忽视的。而其始作俑者的商鞅、韩非、李斯等最后都自食其果，一个个落得个身首异处，家破人亡。即使行其学说统一了天下的秦王朝，也因暴政而二世而亡。

秦王朝虽然短命，但其实行皇权专制，对士精神打击却是酷烈的。大一统的皇权帝国是不允许异端他说存在的，秦尊奉法家，所以焚书坑儒，焚绝其它诸家学说，汉武帝独尊儒术，也封杀其它诸家学说。而以后一代代的皇权统治，其实都是外儒而内法，法家“贵贵而尊官”的思想使中国成为一个的“官本位”的国家，知识分子更是将自己的毕生精力都放到了入仕做官上。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因为读书和做官是连着的，士通仕，在野是士，入朝为仕。孟浩然是著名田园诗人，但他其实最不甘田园，他“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他一句：“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得罪了唐明皇，唐玄宗说：“卿不求仕，朕何尝弃卿”，从此不用。

柳永考进士前，已有名声，宋仁宗很喜欢他的词，“每对宴，必使侍从歌之再三”，柳永听到后，就通过宦官去走后门，作了首宫词《醉蓬莱》送进内廷，被仁宗发现，其中有句：“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宋仁宗说，“此人风前月下，好去浅斟低唱，何用浮名，且填词去”。从此柳永自称奉旨填词，放浪形骸，烟花柳巷，做他的白衣卿相去了。这些士人们都是处江湖之间，心怀朝廷。范仲淹所谓：“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尽管春秋战国的士精神一直延续到汉末魏晋之时尚有余绪，但春秋战国时士那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以后的知识分子中却再很难见到了。于是历代产生了石敬瑭、张邦昌、秦桧、张弘范、吴三桂、李鸿章、汪精卫等一个个卖国汉奸。（彭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