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琪版画创作的价值和意义

如果说力群先生的版画创作代表了一个时代，那么，侯琪先生作为新一代版画创作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所呈现出来的艺术境界的影响可能只是个开始。

众所周知，在我国，以版画形式来记事表意的历史很悠久，只是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出现是逐渐发展和确定的。唐代，版画形式以佛经扉页插画成为高峰，到了宋元，版画更是成为书籍插图形式，还出现一些“画谱”之刻。到了明代，版画发展到了鼎盛时期，陈洪绶就曾为《西厢记》绘制过精美线描插图。各地版刻诸种流派形成，一种史无前例的新颖水印木刻，也在这个时代出现了。辛亥革命之后，随着新的思潮出现，出现了“新兴版画”运动。“新兴版画”运动是由鲁迅先生提倡和发展起来，鲁迅先生非常重视借鉴和研究国际版画历史的发展经验。他通过国内外友人和书店，多方面收集国外版画书刊、画册和名家版画原作。从1929年起，还编印了一系列国外名家版画集和有关版画出版物，为中国青年版画工作者提供学习和鉴赏的范本。鲁迅为培养青年版画家，和许多青年通信并指导版画创作，同时支援和鼓励了不少版画群体。他为了扩大中国观众的视野，举办外国版画展览会，同时又把中国版画介绍到国外去，积极促进国际版画交流，成为我国第一位举办外国版画展览会的活动家。

力群先生就是受其影响，在1931年与同学曹白等人创办美术团体“木铃木刻研究会”，并参加了“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在鲁迅生前，力群虽然没有机会得到鲁迅先生的当面教诲，但他常把完成的作品通过好友曹白转交给鲁迅先生，鲁迅也通过和曹白的通信，对其版画作品做出点评。1936年，力群把自己刻的《鲁迅像》寄给鲁迅先生，得到鲁迅的肯定。这幅版画作品已成为众多鲁迅画像中的佼佼者。力群先生经常讲，任何人也没有像鲁迅对于我的影响大，要没有鲁迅，我就不会成为一个版画家。

力群先生及其同时代的版画创作者形成的创作观念，使他们的作品目的性较强，他们的作品往往有着很明确的功能性指向，而这种倾向从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们作品创作更多的可能性和艺术的多面性，而且这种创作状态呈现出长时间的影响。实际上，这也是版画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其在社会民众中的受众面和影响面一直相对要小于其他艺术门类的一个原因。

虽然不能说，这种状态是因为侯琪而改变，但是，侯琪及其创作呈现出来的艺术语言和面貌却让版画具有了与国画、油画等影响相对更深、更广的绘画形式相提并论的局面，他的创作至少给版画的丰富性和艺术高度提供了一种参照。

作为一个长期坚持版画艺术的创作者，侯琪的作品最具有价值的不是其使用的各种表现手法和技巧，这些手法和技巧本就是应该的，必需的。侯琪的作品最有意义和价值的是画面呈现时，将国画和油画等能够表现出来的境界、意韵、内涵通过版画的形式强烈地呈现了出来。观其画，让人首先考虑的不是“版画”这种形式，而是其画面整体折射出来的艺术力量和精神。其画面中这种吸引力不再是简单地为某种“主题”服务，也不再是为某种“功能”服务，而是让艺术的氛围折射出诗意的精神和哲学的光芒。

宇宙之大与尘埃之小，天际辽阔与咫尺家园，苍茫古道与城乡新绿，在侯琪的版画里具有了引领任何观者通向各自精神归途的指向，也具有了形而上的一种艺术感染，而这在过去的版画作品中是少见的。而这种艺术探究和实践在当下因各种“标准”，各种“规矩”影响下的艺术情境中，尤为可贵。

侯琪及其版画创作所产生的影响应该是持久的，并且会在更大范围内呈现出魅力。（梁生智/文）

作者介绍：

梁生智，山西省《五台山》文学期刊原主编。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忻州市作家协会秘书长，忻州市广播电影电视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原山西秀容书院博物馆馆长。赵树理文学奖评委、首届西戎文学奖评委。五台山书画院特约评论家。策划、翻译的《马可·波罗游记》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并再版发行，后由香港商务印书馆改编为青少年读本在香港出版。出版个人诗集《一个人的爱情》《今天已成往事》《隐于万物》《万物皆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