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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怀远去的父亲

编辑:李艳荣  |  发布时间:2018-12-25   |  来源:黄河新闻网忻州频道

  今年农历十月二十七日,父亲已经辞世离开我们整整12年了。每当回想起父亲生前的一些往事,禁不住思念的泪水让年逾古稀的我夺眶而出。

  父亲1920年农历三月初一日出生于五台县的一贫苦农民家庭,23岁(1943年)就加入中国共产党,解放前后曾先后任五台县第十区和第一区区公所副区长、五台县委组织部组织组组长、柳院基点工作组组长、四清工作队队长、公社党委副书记、书记等职,1973年离职休养。2005年9月3日,在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父亲荣获了胡锦涛题写章名的“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身材高大魁梧,虽言语不多,为人忠厚,却爱憎分明,公道正派。

  从我记事起,父亲与我们聚少离多,在一年四季中,只有在季节换衣时才回家,短暂停留一两天,就是每年的春节期间,也才在家里在个六七天。所以,平时家中的柴米油盐,都由体质较弱的母亲安排。由于家在农村,那时,我家吃水需到1里多外的沟里去挑,可父亲常年不在家,母亲身体又不好,我们姐弟们还小,只好花钱雇邻居挑水。后来,我长到10岁时,母亲就让我和14岁的姐姐去很远的沟里舁水,走一个来回得半个多小时,当时,我和姐姐稚嫩的肩膀不堪负重,两个人用木棍一前一后地舁着水走,左右摇晃地舁到家时,一桶水到家时只剩下多半桶了。当时,我们对父亲十分不解,认为他根本不亲我们这些儿女,只管他自己在外面“享福”,在我们心中,父亲就是来我家吃饭的下乡工作员 ……。后来,我们在父亲曾工作过的乡村,和一些健在的当地干部群众谈起父亲时,才知道,由于当时工作的需要,很多事情都需父亲来处理,食宿凑乎,生活不规律是常事!他们还交口称赞父亲是毛主席时代的好干部。

  在父亲担任公社副书记、书记的15年里,一直和当地老百姓同吃、同住、同劳动,而且是从不占集体和老百姓的便宜。1964年,我们随父亲在茹村公社东茹村居住时,天和公社滑石片村一位村干部,平时和父亲关系要好,他赶着毛驴到茹村办事,顺便给我家送来了30斤红薯20斤小麦。当时,父亲不在家,母亲说什么也不收,最后僵持不下,还是留下了。父亲回家得知后,立即找到这位村干部,按当时的价格付了钱和粮票。天和公社是产煤之乡,偶尔有人赶着毛驴给我家送来煤炭,父亲都按市场价付了钱。农闲时,一些与父亲能谈到一起的农民朋友请他到家中吃饭,饭后临走时,总是因为父亲要给粮票和钱,相互之间少不了一番争执,但谁也拗不过他,最终还是得收下。和父亲相处过的群众至今天仍议论说:“老郝那人,从不占集体的便宜,也没有白吃我们的一顿饭!没有官架子,和我们相处像一家人……”。

  父亲对我们姐弟们要求很严,随着我们姐弟们年龄的增长,我们原本想父亲会想办法给我们解决工作,可父亲却一直鼓励我们自立自强,努力学习,通过上学获得正当职业。我们姐弟四人,姐姐于1960年完小毕业,适逢太原重机厂来五台招工,18岁的姐姐被录用;我考入忻县高中,1968年毕业,先是代课老师,后于1972年经考试录用为正式教员;妹妹于1978年考入师范学校毕业后当了教师;弟弟因受“文革”影响,完小毕业后再没有上学,便留在家中务农。父亲在县委组织部和乡镇工作多年,如果通过个人关系稍加活动,为弟弟办个招工手续是完全可以办到的,但父亲却丝毫没有为弟弟考虑工作的念头和想法。后来,我们全家埋怨他,邻里亲戚有时也议论,当了多少年的公社书记,儿女们都沾不上光,尤其仅有一个儿子还留在家里受“苦”!他却十分生气地说,“我不愿意给别人找麻烦,更不想给领导出难题,当农民也不丢人,村里这么多农民,都想出门,谁来种地?粮食从哪里来?为什么公社书记的儿子就不能当农民!”

  父亲长期在基层工作,繁重的工作任务,不规律的生活习惯,让父亲患上了严重的胃病,由于经常疼痛难忍,影响到了正常工作,于是父亲便主动申请从公社书记位置上退了下来。我们的老家在五台县的士集村,地理位置偏僻,尤为困难的是通向外面公路只是一条简易便道,交通的不便,直接导致了信息的闭塞、经济的落后、生活的贫困 ……。期间,父亲看到家乡的落后面貌和乡亲们的贫困生活,深感不安。经过一段时间调养的父亲,父亲的身体有了一些好转,便经常和乡亲们探讨如何改变村里的落后面貌,村民们知道父亲办事公道,有见解,敢担当,便在支部会上一致推选他担任村党支部书记。虽然母亲和全家极力反对,但父亲丝毫不惜自己虚弱的身体,毅然挑起了村中的“重担”。接任后,他与村两委一班人认真分析贫困原因,认为光靠在贫脊土地上种五谷杂粮,只能解决吃饭问题,口袋里还是缺钱花。经过反复研讨,认为村里地理条件优越,气候温和,粘胶土质,非常适宜苹果树生长。于是,为了让苹果树变成“摇钱树”,在扩大栽植面积的同时,决定拓宽通村公路,在全体村民的共同努力下,简易公路改造拓宽了。

  虽然路通了,但村民赶着小平车到几十里外的集镇买东西、拉货、驮炭等,效率仍然低下!怎样才能节省劳力和提高生产效益?父亲又召集村委一伙人商量思考,经过一番讨论,大家认为如果买上一辆拖拉机那就好了!但计划经济时期,不仅拖拉机指标十分紧缺,而且村集体经济积蓄微薄,于是父亲不顾全家人的反对,把离休时国家补贴的400元修房费全部拿出来垫资,并和村支委兼会计赵福寿等自费远赴运城,经过多方奔波努力,终于买回了一辆40马力的拖拉机。从此,村民们不仅自家产下的粮食、土豆、苹果都能卖出去了,还能把化肥、种子、蔬菜及生活用品运回来,节省了劳力,盘活了经济,更为主要的是乡亲们再不需要起早贪黑的赶着毛驴、拉着小平车、带着干粮去百里之外的窑头、天和拉炭了,有需急救的病人也能被及时送往医院。村里的人都说,“老堂修回村尽给咱办了些大好事”。

  ……

  2006年农历十月二十八日,父亲病逝,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虽然身后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丰厚的财产,但生前留给我们的思想、精神、品格、风范,却是我们永远受用不尽的宝贵财富。(郝芝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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