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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稼穑之事寻找草根文脉之永恒价值

编辑:李艳荣  |  发布时间:2018-02-08   |  来源:黄河新闻网忻州频道

  文学的起源,似乎早已是一个很不新鲜然而探讨起来却魅力无穷的话题。我总觉得鲁迅先生说的“杭育杭育派”应是既形象又确切的说法。近日读徐茂斌先生的诸篇纪实性文学作品,这种感觉更为明晰。曾有人提出优秀的文学作品至少应体现三个方面的价值:一是社会价值,即为人们认识和认知社会提供生活材料,从这一点上说,称之为认识价值亦未尝不可;二是思想价值,即从中感悟出对人生与社会的启示,于是亦有称之为教育价值的;三是艺术价值,托尔斯泰说过,“艺术是这样的一项人类活动:一个人用某种外在的标识有意识地把自己体验过的感情传达给别人,而别人为这些感情所感染,也体会到这些感情。”(《艺术论》),从而使这种心灵上的共鸣和观照,具有了恒久不朽的价值。以上述三种价值视之,如果继续追根溯源,直觉得万变不离其宗,还是鲁迅先生的“杭育杭育派”更到位更深切更形象更概括。用一句时髦的话说,那“杭育杭育派”的本底面目,与今天称之为草根文学的根基应是同根同源。草根的内涵是什么?直白地说,不就是那些生存于基层或者乡下,或视之为衣食父母,或称之为“草木之民”的布衣百姓之间的人和事么?人类的诞生及一代代衣食父母们每一次类似于“杭育”的声响和行止,创造了社会的声响和脚步,进而构成了优秀文学作品最生动最基本最鲜活的生命源头。《夜半钟声》(山西文学2010.6)、《山道弯弯》(黄河2010.2)、《我背笤帚上高中》(黄河2010.3),正是从这个源头流淌出来的一股充满乡土气息的清流。捧读之间,有如身临其境般走进一个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和生活场景,浏览和体味一幅幅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图,世事变迁图:我降生到世上,耳朵所接收到的第一个声音信号就是寺院里打更的钟声……于是,父母怀着万般的希冀,给我起名曰‘钟生’。不几天,‘大跃进’开始了。寺院改作社院,打更的钟声变成了出工的号令。接着是父亲“好像没什么家庭责任感似的,自打我出生后的第二天就被叫走了”,母亲“好像也不把自己的身体当回事情,刚给我过了满月,便风风火火地加入到了村子里的炼钢行列”。再往后便是“大办食堂”和“没底子的年馑”,“一口又一口棺材承载着饥饿的灵魂,离开凄凄惨惨的村庄……”(《夜半钟声》)恩格斯认为现实主义“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从“风风火火”到“凄凄惨惨”,让人不由想起那个曾经哺育了豪言壮语,又不得不面对现实的充满伤痕的年代——似乎总有一种无形力量在演绎,为那个特殊时段造就特殊社会情感,使原本淳朴透明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被扭曲得面目全非。历史留给这个小小村落的印记是:明朝末年,有个叫徐万的老人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放下平展展的晋中清徐不住,愣是迁乡别里拖家带口来到了荒凉贫瘠的晋西北五寨。(《山道弯弯》)此后因血缘的分支关系形成了两大势力:一方是徐万长子的后裔,称之为“根底院家”;另一方是次子的后裔,称为“上院家”。“这根底院家和上院家在漫长的家族演进过程中打得昏天黑地,真有点令人费解”。(《山道弯弯》)作为主人公的“我”,既是上院家徐月瑛的后裔,又因家庭成分是上中农,于是早在母胎中未出世时,就先天地像印度种姓制度下的首陀罗,被戴上了一顶摘不掉洗不去的“上层户子”的帽子。什么是上层户子?文中说:晋西北这是一个非常风行的政治名词。那时地主、富农、上中农、老中农之类的成分都被社会上称之为上层户子。……大山里的地主富农数量毕竟有限,所以筷子里边拔旗杆吧,地富不够用,就把上中农老中农一起拉进来斗吧,于是乎,只要进入上层户子序列的人们就都成了打击的对象。上中农朋友们和老中农朋友们也多次试图向贫下中农申辩:“毛主席不是教导我们说中农是团结的对象嘛,你们为什么老要向我们头上开炮,老要把我们看成革命的敌人?”贫下中农也说话了:“这地方没有地主富农,不斗你斗谁?不打你打谁?不向你开炮向谁开炮!”(《我背笤帚上高中》)就这样,“我”从50年代初闻着泥土之香,听着夜半钟声呱呱坠地来到这个世上始,就被夹裹在大跃进、阶级斗争、政治歧视、家族纠葛、“文化大革命”的漩涡中,拖着稚嫩的小身躯,于贫困、窝里斗的夹缝中艰难疲惫地成长。没有“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更谈不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些许倒像一株小草,迎面的是许多想象不到的踩踏和摧折。首先是考上师范学校然后被人家挤兑(考试成绩全县“榜眼”,却被某领导子弟替换)了去。为了不再失去上高中的机会,全家人面对50块钱的学费一筹莫展,父母却“拼上命也要培养我去读书”,最后通过父亲做笤帚,“我”背笤帚卖给学校换钱做学费,上完三年高中。一个身高1.54米的少年,背上30把笤帚连同行李和学习用具打成重达60多斤的捆包,行程40华里到三岔中学报到,一幕幕动人心魄,读上去心情沉重。有这么一段内心独白,描摹了“我”心中的诸多不平衡:看着那么多无忧无虑的同学在活动,触景生情,不由得悲从中来。他们是那样富有朝气和活力,我虽然和他们一样年少但已显得老气横秋。他们是以自己的意志为圆心以自己的爱好为半径画圆,我则是以吃饭为圆心以笤帚为半径来画圆。(《我背笤帚上高中》)父母毕竟是过来人,尽管当时的提法是既唯成分论又不唯成分论,还是叮嘱子女们“咱们成分不好,说话做事要多加操心……”上中农不是团结的对象吗?父母为什么要让全家跟着战战兢兢?事实上就因为这个成分,“我”在小学没能加入红小兵,初中没能入团,从小“恨透了这个成分”。以致到高中毕业回村劳动后,因入党问题再一次激起家族间更加激烈的明争暗斗:一个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的晚上,我受公社下乡干部指派给支书家去送一份文件……刚到他家窗台跟前就听到里面有些人在说我的入党问题。其中有两句话最为恶毒,一句话说“此人是公社里的红人,却是我们的一个活大害”;一句话说“入党要卡住,所有的好事都要卡住,不能手软,要卡就把这个小狗日的卡死”。细细听来,方知是他们家族的族老们还有一个在外工作的亲戚在开会。这一夜,我浑身在不停地抖簌。(《山道弯弯》)面对一次次坎坷,无辜的“我”不甘心沉沦下去:以“上层户子”,推荐上大学之事想也不想;以身许国当解放军应是没问题,“当着首长的面咬破手指头写下了‘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红色江山’的血书。可人家说鲜血……无法洗刷和改变你出身不好的事实”;“当兵不成,再试工人吧,……理由还是……成分不好”;“七七年恢复高考制度以后,经过三年劳动的我,心里实在没底,先报了大学,后又为了保险改成了中专。令人高兴的是不仅榜上有名,而且名列全县前茅。”关键时刻,村里那位领导再次以成分借口,专门“在县委反映我政治根本就不合格”。颇让读者松一口气的是,这次“我终于等到了那个让人提心吊胆的录取通知书。”与此同时,“大伙儿从收音机上听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了,套在上层户子头上的那个紧箍咒即将被永远地扔到历史的垃圾堆里了,阶级斗争不再会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了”。(《山道弯弯》)作品中还不断穿插一些其他人物的出场:有一副热心肠同意“我”搭车却原本互不认识的“舅舅”,为“我”上学提供帮助的郭老师,谨小慎微心地善良的杨老师,为建立新中国打过仗、负过伤,流过血、当干部肯说公道话,在“文革”中受尽欺侮毒打的“三狗爷爷”……一个个人物活脱脱跃然纸上,往往以寥寥数笔,点睛般勾勒出属于各不相同的“这一个”。黑格尔说:“人注定是要获得自由的”(《哲学演讲录》)。尽管人总是要受到各种生存环境的制约,尽管人生不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险恶苦痛,尽管几千年来自从有了私人财富,有了等级制度以来,就有了自由和不自由的分离:有了奴隶主的自由,就没有了奴隶的自由;有了封建地主的自由,就没有了农民、佃户的自由;有了头人、黑心老板的自由,就没有了贫困者、打工仔的自由;而“专制”和“自由”这一对概念所引发的对峙、思考和较量一天也没有停止过。为了寻找那片属于自己的蓝天,一代代锲而不舍地去思考去选择去进取去奋斗,不惜赴汤蹈火,不惜前赴后继,哪怕离家别雏,哪怕上断头台。《国际歌》唱道“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鲁迅说,“我们总要战取光明,即使自己遇不到,也可以留给后来的。”作品中的母亲同样说了这么一段话:“娃娃们……你们小着哩,你们慢慢走着瞧,欺负我们这种平头老百姓的人,迟早会遭报应的。”身为草根的人们和名流名家们的见地竟是这样一致和神交心照,猜想这应是全篇之文眼。《菜根谭》说,人能嚼得了菜根,就没有什么吃不了的苦。也许正是这些经历和积淀,成为主人公日后面对生活中各种考验的底气。出身于草根,又经历过这样一些坎坷,对社会和最基层的民众有了根底上的感情,懂得“哀民生之多艰”,懂得耕种稼穑之勤苦,懂得人生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懂得如何去体察和报效这些衣食父母们。从这个角度说,人生经历一些艰难绝不是灾难,凡走过来者,都是财富。(高级记者 李旭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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