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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悦读】政声春秋——王珍纪念文集(连载五十七)

编辑:李艳荣  |  发布时间:2018-01-25   |  来源:黄河新闻网忻州频道

一个大写的共产党员

——写在《政声春秋》成书之际

彭图

  《政声春秋》编辑一年多了,一篇篇零碎的文章已然变成了厚厚的书稿。此时,已是阳春三月,百花迎来了竞相开放的季节,明媚的春光更是将盎然的绿色,融进了人的视野中,流淌进人的心田里。上午,阳光早早就撒满里书房的半个屋子。端坐在临窗的书桌前,翻开新打印的书稿,我开始了《政声春秋》付印前的最后一次校对。一字字读着那些饱含真挚感情的怀念文章,王珍老的音容笑貌宛然浮现,忽然就产生了为这本书写些什么的冲动,越往后读,这冲动越强烈。

  零散地读一个人的作品和完整地读一本集子,其效果完全不同,在我多年来的读文读书中,对这一点深有体会。编辑本书时,是零星地一篇或几篇收到文章,有时时间又隔得很长,感觉便是零散的。如今集子已成,有前言有后记有照片,有一个个作者的怀念,有本书本人的文章与讲话以及当年的新闻报道,这些东西有的互为补充,有的重复强调,汇成的便是一个完整的形象。比如在不同的怀念中都提到王老赞赏“清清白白做人,认认真真办事”这句话,这说明王老是经常讲这句话并以此要求自己,要求下属;比如大部分文章中都说王老的严厉,“他说话言辞不多,但却言简意赅,往往几句话,就能把整个事件主要的东西和存在的问题,简单明了的概括出来”;而多数文章引用他的话也都是简短的一两句,或“不行,再改去”,或“好了,这件事就这样定了”;几篇文章称他老王,而一篇文章中说:“不论职务如何变化,称呼一直不让我们改变,就叫‘老王’”。从中可读出他不喜阿谀奉承,不以身份骄人,与部下相处融洽,这就很见性格。再比如多篇文章中提到他对下属和身边人在工作上要求十分严格,有时严格到苛刻的地步,秘书或其他笔杆子们写的文章,许多都要改六七次才能交差,“我按照他的意图,一直写了有10遍,也交不了帐。愁得我几个晚上不着觉”;有个部下夸张地说,他写的一篇讲话,竟让改得只剩下“同志们”三个字……。有次对两个公社书记的工作不满意,“在大会上很不客气地对二位进行了严肃批评:春耕备耕是关系到全年农业增产增收的大事,群众的事就是我们的事,你们不把群众放在心上……,批评得二位当场就哭了”;“王书记马上打断了老白的汇报,批评老白说,你这个书记是怎么当的,纯粹是一个大官僚带了一群小官僚。让他开完会很快回公社把情况搞清楚后再亲自给他专门汇报。当老白得知王书记就在公社时,吓得会也没开完,就搭了辆拉石头的拖拉机返回了公社”。……

  而他对下属又极其关心,许多人汇报工作,就在他家吃饭,秘书的自行车破旧不堪,秘书还不知道,他早让家里人找修车师傅修好了,而且让妻子将分配给自己的自行车指标给了秘书。“不管是谁,只要恪尽职守,好好工作,生活上的事他都会主动考虑,设身处地帮助解决,包括住房、子女就业、提拔调动以及其他细小问题”;“前些年,我与他闲谈间提及入住政府小区的想法,不经意间的一句话,他却上了心。那时候,他已经腿脚有疾,行走不便,但是,他两次迈着寸步,艰难地上下楼梯找领导帮我说情”;他要调一个人负责文工团工作,夫妻两地分居,“老王说:‘把他妻子调到环卫处,不用再倒班,把他孩子的户口迁到城关镇来。’又对我说:‘这些事我安排人给你办,你必须去剧团工作’”;另一个下属的房子问题,他给解决了一次,因事未果。后来王老“提拔到地区工作,临走他还向接任书记强调了抓紧落实我的宿舍问题,直到调至晋中,遇到我还关问宿舍问题”;“老王给人解决困难并无多少美言,令当事人感动不已的是,往往连自己都快淡忘了老王还在默默地努力解决”。……

王珍老尊重知识,爱护人才,在这本书的文章中,被多次提到。一个老教师在怀念文章中说,作为一个“摘帽反革命”普通教师,市委书记王珍一直关注着他,先给他妻子解决了户口问题,又给他补上错过了调级的工资,接着“补升一级工资”,“奖励晋升一级工资”,使他成为“忻州地区十几个县的初级中学教师中”,唯一晋升到“中教五级”工资的人。后来又给他解决了两个孩子的户口问题,并给他安排了妻子的工作。而他只在王珍家里面见过王书记一次,还是为了学校工作中的事,他并没有亲自找王书记为他解决过私人问题,王老为他解决的问题都是下面有关负责人汇报上去后,王书记拍板为他解决的。

  他用人唯才是举,一次,“在《忻州报》上看到时任水利局牧马河灌区秘书韩存望撰写的关于开发忻州牧马河、云中河两河流域及全市水利建设方面的文章,感到文中有许多独到的思路想法,很有见地,便派人到组织部了解韩存望的基本情况。随后,两次专门到牧马河灌区所在地西曲大坝考察,与老韩长谈发展忻州水利事业的具体打算和措施。韩存望不久就直接从基层灌区秘书岗位上提拔为市水利局副局长。

  他在对纸厂进行了多次考察后,发现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刘涛有技术,懂管理,善经营,有很强的改革意识和灵活的市场经济头脑,便力排众议,建议组织部门提拔刘涛担任了厂长,刘涛也因此成为全地区最年轻的中型国营企业的厂长。

  老教师渴盼解决的个人问题,并没有亲自上门找书记,王书记先后都为他解决了,因为他是教育上的人才;韩存望并不认识王珍,王珍也不认识韩存望。韩存望没想过要提拔的事,王珍却因从报纸文章上看到他是个人才,便到灌区去找他长谈,提拔了他;刘涛也一样,他不认识王珍,王珍也不认识他,但就因为他是人才,王珍力排众议让他当了厂长。

  读着这些文章,我想到许多,感慨油然,然而,我只有无言之言。在事实面前,在细节面前,一切议论都是苍白无力的。还是接着看事实吧:

  “他下乡有个特点,就是每到一地,先深入到一线查看实际情况,然后再听当地领导的工作汇报,把实际掌握的情况与听取汇报结合起来,达到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目的”;“他下乡驻村很少回城,全身心扑在指导农村工作上。……一年四季大多时间吃住在农村,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规划出播明公社农业学大寨的宏伟蓝图,就是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建设‘万亩丰产方’”;“我在接触“老王”的过程中深知“老王”不是在田间地头参加农田基本建设,就是在住地研究工作,而且是立说立行。好多时候说开会,深更半夜就通知各村支书、主任立马回来安排工作,第二天就要见行动、看效果。他除了回县里开会外,几乎都在基层一线工作,从来没有星期天、节假日的概念,昼夜奋战在农业生产第一线。在公社会议室、在村里办公室、在田间地头都能看到老王的身影,足迹踏遍全县的山川河谷。在那个年代,机关上除了开会,是很难见到他的。不是在乡里开会,就是在村里蹲点劳动,检查工作,每一天的时间都安排的满满当当”;“总之是没有闲着的时候,和群众打成了一片。许多村里的老百姓都认识他,许多村干部都和他成了朋友”;“由于时间紧,路程远,在哪里也不能多停留,所到之处,老王都是先看工地,再听汇报,然后他才发表意见,指导工作”;“经过马不停蹄的奔波,一天的时间悄然过去。到达最后一站已是落日时分,几百里的山路颠簸,几十个工地的观摩查看,所有的人早已是人困马乏了。可老王还是那样的精神,一下车就又去视察、参观、听取汇报。似乎“疲倦”二字压根儿就不认识他。然而,我看见他下车后,一边走,一边用手在背后腰部揉搓着,这说明,他和大家一样也已经很累了”;“当我把全市旱情基本解除的消息报告给一直在传达室外车上等消息的王书记时,他那平时不苟言笑的脸上露出了少有的笑容”。

  “从1974年到1983年,10多年一直包播明片”。在整个蹲点包片那些年中,他因地制宜学大寨,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重点抓好大村大队的思路,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和水利设施的配套使用。……实现了渠、林、路方格化,机、井、电全配套全镇建成了高标准的园林化农田,从而扩大了耕地,增加了水地,发展了生态农业”;“经过两年时间,1975年,忻县售粮1亿斤。当时,全省售粮过亿的只有两个县,北忻县,南临猗。忻县建成‘大寨县’”。而他说“光粮多了还不够,要农林牧副、社队企业、粮棉油糖、蔬菜瓜果等等,全都搞上去!”;“让典型引路,典型说话”。

  他在以副主任身份主持工作的五年中,“忻县的体育工作取得了辉煌的成绩。1980年体委组建了填补中国空白的女子柔道队,1983年忻县体委被评为全国体育先进单位,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全国第五届全运会,接受了由万里副总理亲自颁发的银杯奖”;在王珍“当副书记期间,忻县的干部谁都不敢以权谋私,不敢懈怠工作”。

当忻州市委书记期间,“他发动基层干部大力扶持发展个体户、专业户,国家、集体、个人……四个轮子一齐转,支持个人养汽车跑运输,发展养牛、养猪、养鸡专业户,种植业提倡种田里手可多承包一些土地,在发展高产稳产上起示范作用,因此,在全市很快就涌现出了一大批有专长的能人,经济收入迅速增加而先富起来”。

  他在忻州地区常务副专员任上,按“四化”要求,配合地委大胆提拔任用干部,使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四化干部得到发挥才能的机会,为忻州地区储备和交流干部做出贡献;他大抓社会综合治理,忻州社会稳定在全省名列前茅,财政收入也走在前列;他在任期间,首次改造忻州城区面貌,使忻州城区形成格局,所修几条路如今仍是忻州城区主干道。他在“调晋中行署工作后,还邀请我们去晋中参观学习。直到他离休回到忻州后,仍然关心着忻州的发展与建设。他从晋中引进资金,在忻州电视台建起了电视网络公司,对忻州的电视事业发展做出了新的贡献”。

  在晋中当常务副专员,为解决教育经费紧缺的困难,发展勤工俭学,走学校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道路。“经过三年的努力,使全区勤工俭学名列全省之首。王珍本人也被国家教委、国家计委、财政部、劳动部评为全国中小学勤工俭学先进个人”;“为全区学校全部消灭危房和基本实现“三配套”有了可靠的物质基础。他跑学校、跑乡镇,还跑了几个大城市的高等院校,按规划落实人头,全区2000多名中小学教师得到不同层次的培训。使学校布局调整、师资队伍建设、校舍设备改造更新等工作提速,全区的普及九年义务教育跃入全省先进行列”;“农村教育附加费、城市教育附加费的征收工作为全国、全省创造了先进经验;他深入贫困山区调研,关心农村教育改革和发展,全社会形成了尊师重教的良好氛围,形成了晋中的教育文化传统;晋中市今天的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中教育以及全市教育均衡发展的格局,是在他工作期间奠定的历史基础”;“他在建设太行师范问题上,高标准严要求,采取一切措施,保证1989年秋按时开学,并于1990年一次性顺利通过国家教委的验收,被誉为‘太行山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另外,在各县(市)区办起卫星地面接收站,建起卫星电教高、中师乡(镇)教学网点119个,使卫星电教学员听视率达90%。”;他大抓晋中地区卫生工作,“1988年8月,王专员来到祁县,从早上6点一直跑到晚上7点,连续跑了五个乡镇、8个村,深入到户,详细察看农村改厕、灭鼠和道路硬化等工程。走到那里都要和老百姓亲切交谈,宣传改厕、灭鼠的好处,人们亲切地称他为‘改厕’和‘灭鼠’专家”。他盯住乔家大院发展晋中旅游事业,“使乔家大院的开发利用成为所有晋商大院的排头兵,成为晋商文化旅游的龙头老大”。“有了乔家大院的成功,才有了渠家大院、曹家大院、常家庄园和王家大院,才有了现在的晋商文化旅游区。就这一点而言,王专员对晋商文化旅游区,居功至伟。功不可没!”……

而他对自己要求极其严格,他“一生不沾酒,不羡应酬,把点点滴滴的时间都用在学习上”;他“从来不为自己的事情求别人,也不愿因为个人的事情麻烦人”。他蹲点下乡的村里杀了猪分肉,卖给他他都不要,“下午临走时,老王说,支书上午说得急了,给他个面子。当时就放下吧!但我们不能吃社员的东西,他们每人才3两。我们过节每人供应半斤,每户还有1斤,更主要的是影响不好!肉让房东给送回去!”秋天村里起了葱,村里给他们带了些葱。“司机已经一并付了钱。老王还是不行。司机只好将葱卸下。路上老王说,葱是小事,影响是大事。社员们看见我们拉着他们种下的葱,心中会怎么想!这不仅仅是葱的问题,而是和群众的关系问题,是作风问题!”……

  第一次到深圳考察,每天早晚都是泡方便面吃。中餐下饭店,“每人一碗面,每桌一盘饺子,两个菜,人均不到五元钱”。住宾馆,一进酒店感觉豪华,马上退房,“好不容易通过关系住进了部队招待所,每张床位10元钱,条件十分简陋,每晚被蚊虫叮咬,可王专员却喜形于色地说:‘部队招待所好,既便宜又安全。’”临回时给外甥买了几件小孩衣服。当从沙头角出来以后发现多了一件童装,坚决要求退还摊主。“他看我站着不动,就拿起衣服径自往回返。我赶忙紧随其后返回去找到卖主说明情况,并道了歉。卖主用异样的目光凝视着他,半晌才说:‘谢谢,你是好人!’”他在调研路上遇到一辆军车出了车祸,立即让司机赶快将伤员送到医院,而他一直在路上等到司机回来。……

  他自己清清白白做人,对下属也不让他们在小事上犯错误,“机关一个通讯员把机关内的烂木材捆在一起,正准备抬回家垒旺火用,结果恰巧被他碰上,被他劝说阻止。他说,虽然这是一件小事,但小事不管就会发展成大事”;“并多次嘱咐我一定要搞好与工作队员之间的团结,千万不要拿生产队的土特产品。其次是要当好主要领导的参谋助手,重大事情不要轻易决策,一定要得到主要领导的许可或党委会议的同意”……

细节最能体现人的内心世界。读着这些细节,不由不让人想起当今干部作风和社会风气。他抓工作 “实事实干,虚事虚晃。抓生产发展,抓农村经济,抓科学种田,抓农业机械化,抓水利,抓农田建设,抓工副业,老王是真抓实干,实事实抓,实事实办,动真的,碰硬的,下大力气,出力流汗。而抓虚的,却多是虚抓虚晃,实际上是‘穿靴戴帽’,应付了事”;“他不怕你工作进度慢,就怕你不作为。有困难,一时条件不成熟慢点解决,积极地去解决就行。他最讨厌照本宣科的长篇大论,作官样文章。他始终盯着干部的思想作风建设,用作风建设去推动各项工作。在王专员主持的汇报会上或检查工作时,直查主题,工作效率很高”。“他勇于担当、敢于负责的政治品德,一丝不苟、真抓实干的工作作风”,不仅给忻州人民,也给晋中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注重调查研究,“职责范围,一个村一个村跑,一座学校一座学校跑,一件事一件事落实,从不说虚话套话过头的话”……。这些评价更成为每篇文章的主调,而这些都在后面收录的他自己撰写的文章和当年的通讯报道中得到了印证。有文章评价他“党性强、政治坚定、追求共产主义理想不动摇,无论在什么时期都对党忠诚老实、办事实事求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有文章说:“他以共产党人的政治觉悟,忠诚党的事业,艰苦朴素,严于律己,工作要样,一心一意造福忻州的情怀和风范始终如一,为我们树立了党员领导干部的良好形象”忻州人说他“党风、作风、家风,一脉相承”,“修身、齐家、报党报国”;晋 中人说“他忠于党,忠于人民。他严于律己,克己奉公。密切联系群众,把毕生的精力毫无保留地奉献给人民”。而他说:“党把我们放在重要的领导岗位上,就必须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遇到事情就要担责、负责,对职责范围的工作不认真负责,就不是一个称职的领导,就没有资格做领导工作。”

  一个“党性强、政治坚定、追求共产主义理想不动摇”的人,他一定会将党的事业,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王珍老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八岁时,为抗日战争做着奉献的父亲惨遭日寇杀害,他十四岁时就入党参加了抗战斗争。国仇家恨让 他从小就树立了共产主义信仰,终生不渝为之奋斗。他说:“每一个同志,有没有历史责任感,有没有社会责任感,这是关键”。他热爱人民,关心着每一个为之工作的人,当他在晋中山区小学看到学校连份报纸也没订,而“会计家炕头上堆满了报纸。他没有批评村干部,只要求会计将报纸送给学校一份,并要求把报纸给群众看看,不要造成浪费”。“从左权到昔阳又到榆社,他一连跑了几个山老区县。回到机关,他向地委、行署的领导同志作汇报。他很激动,声音颤抖地说:‘当年老区人民流血牺牲支援前线,付出那么大的代价!今天他们的后代却连最基本的学习条件都不具备,我们能够心安理得吗?’经过与有关部门商议,地区拨出专款,为1700个山区单人复式学校每校订了一份教育报,向每个教师赠送”。“下午,到左中、二中,西关小学检查了三所学校。晚上,他把我叫去,直截了当地说:‘明天,调研方案必须改变,我要见底,到你们最贫困村,最落后的学校看看’”;“他竟然是在一处骨折未得到治疗的情况下,忍着伤痛工作了整整一个月。其毅力已非一般人能比,而其精神更是令人敬佩!”

  有了这些文章中作者们发自内心的朴素中肯评价,还用得着再发什么议论吗?而正是读着这本集子,才使我真正认识了一个个性鲜明,令人发自内心钦佩的王珍老。

  王珍老是我的长辈,我还上师专时跟着俊文去他家就认识了他,留在我印象中的王老永远是一个慈祥和蔼的长者。我们很少说过话,他见了我,总是微笑着打打招呼,便由着我和俊文做我们的去了。我调进文联后,因分房子的事到他家找过他,他也只静静地听我说,我说完,他点点头说,知道了。没过多久,我闹腾了半年多得不到解决的房子便落实了。并因此和时任地委副秘书长的杨文虎成了朋友,文虎私下对我说,王专员很赏识你,你以后有事,不用再麻烦王专员,找老兄就行了。以后,王珍老去了晋中,俊文虽仍常邀了我去他家,但和王老见面很少,见了,他仍是微笑着招呼一下。但我知道,他确实很喜欢我,他七十岁以后,每逢孩子们给他过寿,他都让俊文邀我参加,俊文几次对我说,老爷子让你主持,说没你不红火。

  王珍老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在他去世前五六年,有次我到园林处找宿新禾办事,我们正聊着,王珍老和一个年轻人走了进来。他来,是和新禾谈西门坡电视网络中心周围绿化的事的。老汉当时已七十大几的年龄,还关心着忻州城区的绿化,亲自找到园林处和一个晚辈恳谈,这件事让我着实感动。所以当我校对,读到邓茂明《王珍副专员与忻州广电网络建设》一文中“倘佯在公司花园般的院子里,回想着与王专员相处的日子”时,我的鼻子酸了。眼前又浮现出王珍老喘着气走进门和宿新禾恳谈的情景。

  王珍老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工作、生活在忻州,有篇怀念文章说,他去世前几年,“心里依然挂念着他生活和奋斗了几十年的这座城市和这片土地。有很多次,我碰上老王在马路上独自走着。

  他总是跟我说:“‘我没什么事,就是想走一走看一看。’有一次他骑车走到了东大街,正好路过我家门口,我上前去问老王去哪儿啊,他说:‘我去东门外的牧马河畔看了看,看见桥也烂的不行了,道路也都坏了,河道也乱七八糟的不成样子了。’”不过聊可告慰的是,他的后任有两个市长在他所建的城市框架上,先后两次对忻州城区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改建,路修了,桥也建起来了,王老所关心的牧马河和整个忻州的城市建设现在已大为改观。

  校完这本集子,久久不能平静:如今是个信仰混乱的年代,媒体上可以大谈宗教信仰,大谈金钱信仰,大谈普世信仰,不要说一般人,就是共产党员的高级干部们,又有多少敢理直气壮地说自己信仰共产主义呢?这实在是种奇葩现象。这一点从近来热播的电视连续剧《人民的名义》中就可略窥端倪,那些塌方式腐败的大小尺度官员们,哪一个不是在入党时信誓旦旦,而不久就背叛了自己的信仰呢?而即使那些清官们,又有哪一个理直气壮地在言论中或行动中表现出自己信仰共产主义呢?而那些虚无历史,淡化共产主义或修正共产主义信仰的倒可以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党校或专家学者论坛上,这就是这个时代的现实。在这样的现实面前,读着集子中的文章,许多久违了熟悉的东西回到眼前:调查研究、三大作风、三大法宝、三个活的灵魂,这些共产党的宝贵财富,都在这本集子活生生出现着。

写到这里,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实话说,同样是共产党员,本来不应该有“大写”、“小写”之分。但在现实中却真实存在着大写的共产党员和小写的共产党员。比如在于入党的动机不同,“牺牲、献身”与“升官、发财”是其最根本的分水岭;比如在于精神层面追求的不同,“吃苦、奉献”与“享乐、索取”勾勒出其在人生观和价值观上的本质区别;比如在于工作着力点的不同,“为民谋利”与“营造政绩”映射着其工作着眼点与落脚点的落差;比如在个人情操上,“出污泥而不染”与“不择手段追名逐利”同样让我们看到两种不同的共产党人……

  我坚信,只有大写的共产党人才是时代的中流砥柱,只有大写的共产党人才会是人民永远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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